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宏觀經濟研究方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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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宏觀經濟學；社會科學方法論；實證主義；人文主義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01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復雜的學科，其中充斥著許多人為因素的不確定性，因此必須遵循某種方法論來減少這種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范式分別來闡述，指出研究宏觀經濟學問題必須注重與方法論的結合。

一、宏觀經濟學的特殊性

宏觀經濟學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使宏觀經濟研究變得復雜多變。一是，整體性。宏觀經濟的整體性是指宏觀經濟雖然針對不同的主體可能有不同的經濟行為，而且經濟行為的范疇會存在差異，但是從宏觀層面的經濟來講，其整體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說，社會也好，各級政府也罷，它們在宏觀經濟方面都必須以整體利益為出發(fā)點，在制定政策措施時，必須相互配合以達到共同的目標。二是，社會性。宏觀經濟的社會性是指宏觀經濟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fā)，要從宏觀的層面上把控整個國家乃至社會的經濟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會及各級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主體，使得它們的經濟行為具有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三是，協調性。宏觀經濟的協調性是指通過宏觀經濟活動，要促進社會各個領域的共同而協調的發(fā)展。從歷史的發(fā)展長河來看，任何一個階段的發(fā)展與進步在不同利益群體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進行，也就是存在著不同步性，在這種情況下，協調顯得尤為重要。

二、宏觀經濟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宏觀經濟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準確研究宏觀經濟具有一定的難度。宏觀經濟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學性和創(chuàng)造性?？茖W性是要求學術成果所表述的內容具有可靠性，體現在論據要準確翔實，文字表述精煉不可含糊其辭，許多經濟學研究達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創(chuàng)新性要展現研究的解決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但實際上大多數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過多借鑒別人的理論缺乏自己的創(chuàng)見。像多數論文的文獻綜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時間為序最多，卻沒有時間地點提出理論的緣由等，這樣的綜述意義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鑒”，幾乎都是直接照搬國外的東西，再直接用中國的數據進行檢驗，而數據的質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結論就可以，不管其正確與否。

三、方法論的必要性

方法論的定義為多種多樣，《韋伯斯特大學詞典》將方法論定義為“做某件事，或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術或過程”。但在《應用經濟學方法論》這邊書中，方法論一詞實證指：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就是對經濟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書中方法一詞指的是：用于完成一個既定目標的具體技術或工具，這種用法和國家科學院科學指導委員會的用法一致。在社會科學方面，社會研究方法是通過科學的方法，系統地收集和分析關于社會現象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對相關的社會現象及其本質和規(guī)律做出科學認識的活動，是設計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宏觀經濟學是建立在實踐基礎的研究，并沒有一個成熟的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如果認為宏觀經濟學科的理論不需要經過科學的檢驗和檢測就能成功，這顯然是不對的。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如果想要發(fā)展就必須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從而形成科學的行為準則，同時這種“行為準則”在不斷的進步和發(fā)展中形成科學的“方法論”。在宏觀經濟學科研究領域，“方法論”十分重要，它是現代科學和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因此，對我們科學地學習和研究宏觀經濟學科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從社會科學方法論角度研究宏觀經濟理論

（一）實證主義

從研究特征來看，實證主義社會學對“科學建構”的強調依賴于把自然科學作為社會理論構造的模式，強調科學就在于說明現象的成因，對現象的未來進行分析和預測。并對自然科學這種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張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實證主義主張以事實說話，從宏觀經驗事實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定量研究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具體化，它側重于對宏觀經濟數據的數量分析和統計計算。實際上，實證主義研究早已滲透到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研究有著其他方法所無法比擬的優(yōu)點，如自行檢驗。實證主義在研究宏觀經濟中有很多的內在的檢驗，這些檢驗可以驗證和控制經濟學家在自己能力范圍外的研究結論。

但是實證主義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導假定下，而特定引導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觀性，而這兩者又是無法隔離的，因此實證主義不是撇開價值觀純粹的科學研究，不同的經濟經濟學家對于同一現象的實證研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二）人文主義

經濟學是關于人的學問，不僅要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還要研究理想人行為的問題，經濟學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還要關注人的倫理道德。經濟學的核心和基礎上價值論，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fā)展。人文主義強調收集信息，從整體上進行理解和詮釋。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敘事表達，它們認為人力的行為是多樣化的，個人根據自己的實踐情況來決定自己的行為。人文主義的社會價值是傾向于對人的個性的關懷。因此人文主義從定性的角度出發(fā)，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并讓宏觀經濟理論向對人們有價值的方向發(fā)展。注重強調反對暴力，主張自由平等和自我價值體現的一種哲學思潮與世界觀。自由公平可以促進經濟發(fā)展，而宏觀經濟發(fā)展又必須以自由公平為基礎和前提。

參考文獻：

[1]沈軍，白欽先.論金融研究方法論的范式轉換[J].經濟論壇，2006（5）：123-128.

[2]孔祥毅.山西金融史及其研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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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時間一致性 理論貢獻 啟示

一、時間一致性理論簡介及其主要觀點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針對動態(tài)宏觀經濟政策的研究時發(fā)現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普遍存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兩位學者通過以經濟政策與經濟個體之間的互動影響為主要參考因素建立了一個兩期模型進行分析，并據此重新闡述了一種反對相機抉擇政策的理論觀點，并在兩人1977年發(fā)表的論文《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規(guī)則勝于相機抉擇：最優(yōu)計劃的不一致性》）中就時間一致性問題進行了詳細的闡述。時間一致性理論的提出為動態(tài)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階段，兩人也由于在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方面所取得的貢獻而被授予了200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殊榮。

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認為時間一致性問題是指由于政策在時間上的不一致性（動態(tài)不一致性）所造成的無法完全達到預定政策效果的問題，換言之，即是指政策實施的結果由于受到政策時滯性和缺乏可信性等因素的影響而造成的無法達到預定目標，資源無法達到最優(yōu)配置的狀況。為解決這一問題，兩位經濟學者提出是否能通過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式或非正式的）來增強政府政策的可信性，最終達到一種帕累托得以改進的狀態(tài)。他們的理論認為即使在一個公認的社會目標函數的規(guī)劃下，政府相繼抉擇政策也不能使社會達到福利最大化的狀態(tài)，原因在于當一個政府是理性的，并以謀求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發(fā)現其初始制定的最優(yōu)政策變得不再是最優(yōu)時，若賦予她重新制定政策的機會，政府一般會重新選擇和調整最優(yōu)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政策就出現了時間不一致問題，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政府每一期實施的政策實際上并未達到最優(yōu)。在此分析基礎上，基普二人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致性，即在制定出使經濟實現完全競爭和達到有效率的均衡狀態(tài)為目標的最優(yōu)經濟政策后，這些最優(yōu)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不會因為時間的影響而發(fā)生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仍然保持了其最優(yōu)的狀態(tài)；這就要求政府在一開始制定經濟政策時就要充分考慮到政策的長期穩(wěn)定性，防止因為政策的不斷改變而導致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公信力出現懷疑，避免刺激市場的波動情緒和整體經濟的不穩(wěn)定情況的出現。因此，基普理論認為政府制定政策時應該基于單一規(guī)則而不是基于相機抉擇。

二、時間一致性理論貢獻和方法論貢獻

一方面，該理論的提出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經濟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該理論的分析過程成功運用了博弈論的分析方法，開創(chuàng)了新的研究模式，對整個宏觀經濟研究方法產生了深遠影響。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討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時，通過將政府和個人作為兩個因素引入博弈分析模型中，研究了經濟政策與公眾預期之間的動態(tài)影響，提出了宏觀經濟政策一致性的觀點，動態(tài)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個體在做出決策時不僅會對政府前期的政策及其實施效果進行比較，在此基礎上，還會對政府未來可能采取的政策形成一個理性預期，并分析自己的相關決策對政府未來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在上述幾種因素的影響下，若政府根據相機抉擇的思路制定政策，當經濟個體在動態(tài)決策分析思路的引導下發(fā)現政府前后期政策不一致時，政府在以后做出類似的決策時可能會遭遇信任危機，從而極大削弱政策的實施效果。此外，政府在這個博弈分析模型中是作為普通參與人對待的，通過對政府和理性經濟個體的決策行為的動態(tài)分析為宏觀經濟政策分析奠定了更為合理的微觀基礎。目前，以基于典型行為人為基本分析單位的動態(tài)一般均衡模型的全新經濟分析方法已經成為宏觀經濟學領域的主要研究范式，此模型對整個宏觀經濟實證研究產生的深遠影響將會使其發(fā)揮更大的作用。

三、時間一致性問題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的啟示

總體而言，我們國家正處于關鍵的經濟轉型期，在這一宏觀背景下，我們不僅要努力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勢頭，但同時更要兼顧穩(wěn)定大局等綜合因素，那么在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就需要在充分借鑒和參考時間一致性理論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分析、抉擇以及有效運用進行指導，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實質上，在我國許多政策領域都存在著明顯的時間不一致問題，政府決策非一致性勢必會導致經濟個體形成不穩(wěn)定的預期，從而造成政策實施的效果被削弱。實踐證明，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實質上是政府和經濟個體之間的一場博弈，政策的科學性、連續(xù)性以及時效性和經濟個體對政策的反應共同決定了政策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我國在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一方面要盡量減弱在宏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因經濟個體采取相應對策而造成的抵消作用，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應綜合權衡各方因素，保證決策科學，盡量避免“朝令夕改”，這樣可以使政府的信譽得到提高，有助于經濟個體形成穩(wěn)定預期，從而保證經濟平穩(wěn)運行。

盡管時間一致性理論在宏觀經濟政策決定方面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認識到該理論也并非完美，它強調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基于單一規(guī)則而不是相機抉擇，但如果一旦尺度把握不好，則會導致過分依賴某種規(guī)則，缺乏必要的彈性和靈活性，降低應對經濟活動中突發(fā)事件的能力，無法及時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因此，在時間一致性理論的實踐應用中我們應在遵循按照單一規(guī)則制定政策的原則上，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努力增強把握政策實施的力度、節(jié)奏和重點的能力。

參考文獻

[1] Kydland Finn and Adward Prescott.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7.

[2] 徐文強.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論貢獻評述[J].世界經濟研究，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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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fā)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fā)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chuàng)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fā)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fā)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yè)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fā)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fā)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fā)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fā)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yè)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fā)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fā)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yè)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fā)展過程也發(fā)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yè)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fā)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yè)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fā)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tài)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tài)性?？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

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fā)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zhàn)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yè)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xù)。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fā)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guī)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fā)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jié)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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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利率期限結構，宏觀經濟

一、引言

對利率期限結構的研究始終是經濟金融領域的熱點問題。從宏觀角度來看，國外的研究一般認為，利率期限結構包含著市場對未來實際經濟生活和通貨膨脹的預期；從微觀角度來看，利率是資產定價、金融產品設計、套利和利率風險管理的基礎。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逐步加深和利率市場化的逐步推進，研究我國的利率期限結構顯得愈發(fā)緊迫和重要。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過借鑒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來加強對利率期限結構的理解。

二、國外研究現狀

國際上對于利率期限結構的研究繼續(xù)朝兩個方面不斷深入。一方面，是將經典模型不斷復雜化，來更加精確地擬合實際利率。另一方面，各國學者開始關注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對宏觀經濟與微觀金融的相互作用進行分析。

Estrella & Mishkin（1997）通過對十年期國債利率與三個月國債利率的利差與GDP建立回歸模型，發(fā)現長短期利差可以對宏觀經濟增長做出預測。 Ang A. & M. Piazzesi（2003）通過將短期瞬時利率表示為受宏觀經濟變量和潛在狀態(tài)變量共同影響，首度將宏觀變量引入到無套利利率模型中來，從而提出VAR-ASTM模型。Wu Tao & Rudebush（2008）進一步將潛在狀態(tài)變量設定為由產出歐拉方程、通貨膨脹方程和貨幣政策方程共同決定，為利率期限結構中的狀態(tài)變量建立了宏觀經濟基礎。Diebold & Rudebusch & Aruoba（2006）將Nelson-Siegel模型參數動態(tài)化，進而提出動態(tài)Nelson-Siegel模型。Diebold & Canlin & Vivian（2008）進一步用動態(tài)Nelson-Siegel模型為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的利率期限結構聯合建模，其中潛在因子用全球收益因素和個體收益因素表示，實證研究表明，全球收益因素的確存在。Christensen & Diebold & Rudebush（2011）進一步提出動態(tài)Nelson-Siegel模型形式的仿射模型。

三、國內研究現狀

相對而言，國內更注重實證研究，基本分為以下幾個角度：一、對傳統利率期限結構的預期理論的假設檢驗。二、尋找更適合我國市場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三、分析利率期限結構與宏觀經濟之間的關系。韓成棟（2011）對1個月期限及以上的SHIBOR利率用預期理論推導出的模型進行回歸檢驗，發(fā)現其背離了預期理論。李宏謹（2012）用回歸的方法檢驗我國銀行間國債市場的遠期利率對即期利率的預測作用，認為我國利率期限結構存在時變期限溢價的特征，進而對期限修正后的利率期限結構進行分析，得出無法拒絕預期理論的結論。

劉金全、鄭挺國（2006），將馬爾科夫區(qū)制轉移引入CKLS模型，并對六組不同到期期限的銀行間同業(yè)拆借市場利率做實證分析。周穎穎、秦學志和楊瑞成（2009）基于SHIBOR數據，利用粒子濾波方法對帶跳的Vasicek模型和帶跳的指數Vasicek模型的參數進行估計，并對兩模型的擬合優(yōu)度和預測精度做了比較分析?？禃　⑼踔緩姡?010）運用多種估計方法得到我國利率期限結構的模型，并將其與美國利率期限結構相對比，提出對我國國債發(fā)行的相關建議。王慶石、韓成棟（2012）用兩種非參數估計法，對擴散過程的漂移函數進行估計。談正達、胡海鷗（2012）對SHIBOR利率構建ARCH跳躍擴散模型，實證結果顯示只有綜合考慮ARCH效應和跳躍行為才能刻畫出SHIBOR利率劇烈波動的特征。

劉金全、王勇、張鶴（2007）通過對利率期限結構做二次逼近，估計出截距、斜率和曲率三個參數，進而對他們與工業(yè)產出和廣義貨幣供給建立結構VAR模型，實證研究發(fā)現宏觀經濟對短期利率產生持續(xù)顯著影響，對長期利率則沒有顯著作用效果。郭濤、宋德勇（2008）利用Nelson-Siegel模型，發(fā)現該模型可以對我國上交所的國債做精確定價，同時分析了央行實施貨幣政策前后的利率期限結構的情況，發(fā)現貨幣政策的實施對利率期限結構是有顯著影響的，但并不是滯后的影響，利率期限結構已經反映了市場對央行貨幣政策的預期。石柱鮮、孫皓、鄧創(chuàng)（2008），將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短期利率和基準利差作為服從向量自回歸關系的狀態(tài)因子，再建立仿射利率期限結構模型，結果顯示：不同期限利差均對短期利率有較強的預測能力；不同期限利率對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和短期利率的沖擊均是正效應；不同利期限差對經濟增長和短期利率的沖擊是負效應，對通貨膨脹的沖擊則是正效應。 胡雪琴、陳勇（2010）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三個主成分因子作為利率期限結構的代表，進而用SVAR分析其與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袁婧、薛偉（2012）通過對貨幣政策與仿射利率期限結構聯合建模，實證結果顯示該模型對樣本外的預測效果較好。

參考文獻：

[1]郭濤，宋德勇.中國利率期限結構的貨幣政策含義[J].經濟研究，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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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適度通貨膨脹率;貨幣供給增長倍數;均衡目標增長率;政策涵義

中圖分類號:F015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5.017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5-043-03

一、我國經濟均衡目標增長率的邏輯推導

就當前我國經濟發(fā)展處于何種階段,國內學者研究頗多。劉迎秋(2002)得出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到2020年前后我國經濟發(fā)展將處于“次高增長階段”的觀點。陳佳貴和黃群慧(2009)得出2005年以后我國整體的工業(yè)化進程步入中期后半段的結論。劉迎秋(2009)指出未來10―15年我國經濟發(fā)展將處于從工業(yè)化中期后半段向工業(yè)現代化迅速過渡的國民經濟較高增長階段的結論。借助錢納里標準模式,本文認為我國經濟發(fā)展處于工業(yè)化后期階段向發(fā)達經濟的初級階段過渡這一階段。

確定與我國經濟發(fā)展所處階段相適應的均衡目標增長率是關乎我國經濟能否健康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的重要前提。郭慶旺和賈俊雪(2004)運用消除趨勢法、增長率推算法和生產函數法,得出1978―2002年我國年均潛在經濟增長率估算為9.56%,并認為這是我國國民經濟增長波動的軸心。劉樹成等(2005)運用HP濾波法、生產函數法和菲利普斯曲線法也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進行了估算,得出“未來5―8年的中期內,潛在經濟增長率可把握在9%,適度增長區(qū)間可把握在8―10%的區(qū)間”的結論。沈利生(1999)借鑒克萊因使用的反映投入產出關系的生產函數分析法,通過一定程度的調整和變通,對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及其變動趨勢做出估計,得出1999―2010年我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為9.1%的結論。

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繼續(xù)高位運行且波動較小,一般不超過1個百分點。結合我國經濟發(fā)展的實踐經驗,如果經濟增長率低于8%,則我國宏觀經濟運行偏冷、國民就業(yè)和福利蒙受較大損失;如果經濟增長率超過10%,則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過熱、通貨膨脹率上升、資源供給緊張,國民福利也會遭受損害。因此,把9%作為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如10―15年)國民經濟均衡目標增長率的軸心符合我國實際,把9%±1%作為我國國民經濟均衡穩(wěn)定增長的目標區(qū)間,±1%作為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的正常波動范圍。

二、與經濟均衡目標增長相適應的適度通貨膨脹區(qū)間

市場經濟是一種貨幣經濟。市場交易過程反映的是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與需求關系,也反映出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的供給和需求狀況。一旦商品和服務的供給總量不能滿足市場需求,供求關系的矛盾就會通過價格表現出來。如果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供給總量不能滿足實體經濟交易活動總量和結構的需求,不僅無法實現實體經濟的交易關系,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的供求關系本身也會發(fā)生斷裂,或者表現為通貨膨脹,或者表現為通貨緊縮。

圖①。通過對圖1的觀察,得到以下啟示:第一,在曲線BA段區(qū)間,曲線斜率較大,通貨膨脹率變動較小,而此間經濟增幅很大。這表明國民福利的改進程度大于通貨膨脹帶來的國民損失,存在國民福利的帕累托改進。第二,在曲線的B點左側和AC段區(qū)間,曲線斜率較小,通貨膨脹率變動幅度大于經濟增長率變動幅度,此間國民福利的改進小于國民福利的損失。第三,在C點之后,曲線斜率為負數,這表明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導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國民福利會因此而損失越來越嚴重。從經濟增長和國民福利改進的角度看,曲線AB區(qū)間所對應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是政府實施宏觀管理和調控的重要目標區(qū)間。因為在該區(qū)間內,經濟增長的通貨膨脹代價最小、國民福利改進的程度最大。

由此,我們進一步通過實證分析來確定上圖所示的適度通貨膨脹率區(qū)間。一般度量通貨膨脹率有3個指標: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生產者物價指數(PPI)和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為了更加全面反映經濟發(fā)展的實際,充分反映同期消費價格和商品零售價格以及服務和生產資料價格的變動,我們用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來代表通貨膨脹率,它是用當年價格計算的GDP增長率與用不變價格計算的GDP增長率之差得出。為此,我們構建如下理論模型:

GDP-GDP-1=C+GDPD+GDPDe+(t) (1)

其中,GDP代表GDP增長率,GDP-1代表滯后1期的GDP,GDP-GDP-1表示通貨膨脹變動導致的GDP增長率的波動,用GDP表示;GDPD代表同期通貨膨脹率,GDPDe為同期內預期的GDPD;(t)為隨機誤差項,代表影響GDP增長率波動的其他因子。

在現實經濟中,當期通貨膨脹常常是前期通貨膨脹的延續(xù),民眾對通貨膨脹預期是很合理的。假定民眾對通貨膨脹預期是穩(wěn)定的,那么本期的預期通貨膨脹率常常是上期已發(fā)生的通貨膨脹率水平,即GDPDe=GDPD-1。由此,(1)式可以變換為:

GDP=C+GDPD+GDPD-1+(t)(2)

選取1978―2008年度數據為處理對象,為消除價格波動影響,以1978年為基期,對GDP進行指數平滑調整。所有數據來自于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借助計量軟件Eviews5.0,對1978―2008年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關系做WLS回歸分析,得出如下結果:

GDP=0.8198+0.1030GDPD-0.2561GDPD-1(3)

(18.9205)(5.6220) (-13.4455)

該模型各項回歸結果均通過顯著性檢驗。當總體經濟在未來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率保持平穩(wěn),即GDP=GDP-1時,且無加速通貨膨脹預期實現,即GDPD=GDPD-1時,通過公式(3)可以算出一個GDP平減指數閾值GDPD',大約為5.4%。這個值大致對應圖1的A點。介于我國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實際,按照我國宏觀調控政策操作應當留有必要余地的原則,把6%作為我國未來一個較長時期適度通貨膨脹的控制上限,這符合我國經濟發(fā)展實際。

接下來,我們需要確定圖1中B點所對應的通貨膨脹率水平,即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常理上我們認為零通貨膨脹率作為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可能是合適的,但實際上零通貨膨脹率在經濟運行中并非合理。首先,零或過低的通貨膨脹率難免引發(fā)通貨緊縮;其次,零或過低的通貨膨脹率會導致名義利率過低,使經濟在衰退期的貨幣政策失靈;最后,由于工資剛性的存在,零或過低的通貨膨脹率會導致經濟衰退期勞動力需求的下降,進而導致失業(yè)率上升,不利于經濟健康發(fā)展。國外已有學者對該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伯南克等(1999)通過總結德國、瑞士、瑞典、西班牙、英聯邦、加拿大、奧地利、新西蘭和伊朗等國家的實際經驗,得出這些國家的一般通貨膨脹率目標是1%―3%的結論。不同國家由于經濟構成、經濟體制、對外開放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別,因而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應該與本國經濟運行的實際相關。結合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年通貨膨脹率接近或明顯低于2%的年份,我國經濟運行波動幅度較大,有些年份甚至陷入經濟衰退。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把3%作為我國經濟穩(wěn)定發(fā)展的適度通貨膨脹率的下限符合我國實際。

綜合分析,我們得到了一個3%―6%的適度通貨膨脹率區(qū)間。也就是說,該區(qū)間是與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穩(wěn)定增長目標9%相適應的通貨膨脹區(qū)間。

三、最優(yōu)貨幣供給增長倍數與經濟穩(wěn)定增長

經濟增長離不開貨幣的穩(wěn)定供給。學術界經常用經濟的貨幣化程度指標來分析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fā)展,貨幣供給及其增長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程度日益加深。但目前很少有學者研究貨幣供給及其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對比關系。其實,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就提出了“貨幣供給增長倍數”,這對研究貨幣供給及其增長與經濟增長的對比關系十分重要。

“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是由費雪方程推導得出的:

M+V=P+Y (4)

對公式(4)兩邊取自然對數后對時間t求導:

m+v=p+y(5)

得出貨幣供給增長率是:

m=(p+y)-v (6)

“貨幣供給增長倍數”也就相應為:

mx/y=p/y+y/y-v/y (7)

式中,M為貨幣供給,V為貨幣流通速度,P為價格,Y為產出;小寫字母分別代表相應指標的增長率,下標x代表貨幣供給類別,mx/y就是“貨幣供給增長倍數”。

現階段,我國貨幣供應量劃分為M0、M1和M2三個層次:M0代表流通中的現金;M1是M0和活期存款之和;M2是M1與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其他存款和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的總和。M1是狹義貨幣量,M2是廣義貨幣量,M2-M1是準貨幣。

我們常用M1/M2來衡量貨幣供給的流動性。這對關于在不同經濟增長率下選取哪一種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有著重要意義。M1/M2代表狹義貨幣供給相對于廣義貨幣供給的比重。當M1/M2的比值趨于增大,即現實用于購買和支付的貨幣在廣義貨幣供給量中的比例上升,貨幣供給的流動性增強,貨幣流通速度加快,這表明人們的消費信心和投資信心增強,經濟有趨熱的傾向;反之,當M1/M2的比值趨于減小,即廣義貨幣供給量中的準貨幣比重上升,貨幣供給量的流動性減弱,貨幣流通速度下降,這表明人們的消費和投資信心減弱,經濟有趨冷的傾向。

借鑒劉迎秋(2009)的研究成果,我們能看出1978―2008年中國適度的貨幣供給增長倍數區(qū)間(見下表1):

從表1可知,要保證我國經濟在未來穩(wěn)定持續(xù)運行,即GDP年均增長率保持在9%的均衡目標增長率時,m1的最優(yōu)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是1.892,可以得出最優(yōu)供給增長率為17.0%;m2的最優(yōu)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是2.177,可以得出m2的最優(yōu)供給增長率為19.6%。

四、政策涵義

從適度通貨膨脹率區(qū)間與經濟穩(wěn)定均衡增長的關系上,我們可以得出:只要經濟增長率處于9%這一均衡穩(wěn)定目標時,即宏觀經濟實現均衡穩(wěn)定增長時,若同時期內的通貨膨脹率低于或明顯低于3%時,此時需要更多的借助政府宏觀政策的實施,如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等來推動國民經濟健康發(fā)展;若同時期內的通貨膨脹率高于或明顯高于6%時,此時需要政府加大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力度,使國民經濟恢復到正常發(fā)展水平;若同時期內的通貨膨脹率大體處于3%―6%時,就可以初步認定此間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態(tài)良好,無需對宏觀運行過程實施更多的外部干預,可通過更多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實現國民經濟的更快增長和更大發(fā)展。

通過判斷M1/M2比值的變化,對在經濟景氣循環(huán)中(即經濟運行總會發(fā)生一定程度的波動)選取哪一種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有著重要意義,這也折射出M1和M2的宏觀景氣循環(huán)政策信號效應存在差異。大量經驗表明,M1增長率較高的年份,大都是經濟波動幅度趨于擴大和景氣循環(huán)趨于高漲的年份。對應表1的情況,就是當GDP年均增長率為10.0%的情況。這時,應該選擇逆向的宏觀調控方式,即應更多的用M2的增長倍數來評估當期貨幣供給增長率的高低和總量的多少。此時的貨幣政策從操作上講就是要保證M2的增長率是當期GDP增長率的2.059倍。而M2增長率較高的年份,大都是經濟波動幅度趨于收斂和景氣循環(huán)趨于衰退或者經濟景氣循環(huán)仍未走出低谷的年份。對應表1的情況,就是當GDP年均增長率為8.0%的情況。同上,應該選擇逆向的宏觀調控方式,即應更多的用M1的增長倍數來評估當期貨幣供給增長率的高低和總量的多少。此時的貨幣政策從操作上講就是要保證M1的增長率是當期GDP增長率的2.004倍。

總體來講,影響我國宏觀經濟走勢的因素有很多。但從邏輯層面來講,只有科學認識和正確把握與我國經濟均衡穩(wěn)定增長相適應的適度通貨膨脹率和最優(yōu)貨幣供給增長倍數,才可以更好地指導宏觀政策的科學選擇和有效實施,保證我國經濟長期較快增長和持續(xù)健康發(fā)展。(責任編輯: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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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摘 要： 步入21世紀以來，世界格局已經由過去的歐美繁盛轉瞬間變?yōu)閬喬睒s，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亞太這塊新興的繁榮大陸上，而次貸危機的席卷更讓這種關注變得無可取代，在亞洲，中國的崛起在世人眼中無疑是驚人的，而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更是讓許多西方國家望洋興嘆，在過去10年中，中國依靠正確的宏觀經濟調控引導使得其發(fā)展進入了飛速時期，經濟增長總值更是一路領先。通過對我國長期經濟發(fā)展的不斷摸索與研究，發(fā)現我國宏觀經濟的相關調控在當前依舊面臨著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尤為突出的特點是它們并非短期之內可以馬上得到解決，而是需要通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決，而過去急速發(fā)展的模式讓一些未能及時得到妥善解決的問題都在發(fā)展之后集中的爆發(fā)出來，如何妥善的解決這些問題，對于中國的經濟發(fā)展來說值得深思。

關鍵詞： 總需求管理 市場經濟與動態(tài)均衡 總供給與發(fā)展模式轉變

乍看之下，因為無論何種經濟體都會面臨著宏觀經濟所帶來的問題，而以中國宏觀經濟問題作為標題就會顯得不太合乎邏輯，但是仔細琢磨就會發(fā)現這種問題的確是當今世界經濟范圍內普遍關注的方向。對于中國而言其經濟發(fā)展已經連續(xù)30年走高，而擺在我們面前的經濟問題到底是短中期還是長期，值得每一位經濟學者做出思考。

一、宏觀經濟理論的長期分析方法

對于長期宏觀經濟問題的討論，因為其具有很大的抽象因素，所以一般在討論時可以將其分為兩部分以便更好的解析。

其一是交易理解的實際產出與生產要素投入之間的關系。如果對所使用的技術不加以改變，而是單純的投入，其產出也應該同比增高，但是受到邊際收益遞減規(guī)律等相關因素的相互干擾，就會使得投入增長對產出增長的貢獻變?yōu)閯討B(tài)下降（理論上甚至可以降至為0）。這種理論看似過于抽象，但也并不是沒有實例（例如在前蘇聯解體之前，政府雖然對經濟的投資不斷增大，但是其經濟還是陷入了無法挽回的境地）。而與之對立的，是一些發(fā)達經濟體雖然沒有過快的增長速度但是卻依舊保持著較為理想的活力，主要原因就在于這些發(fā)達國家的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投入遞減效應。

其二便是更為抽象的解析了，一個健康成熟的經濟體可以利用價格自由調整的市場經濟機制作為其發(fā)展的基礎，并依照市場當下的選擇預判出最優(yōu)的消費儲蓄比率，最終使得可以將今天儲蓄轉化為明天消費的靈活市場體系。而病態(tài)的經濟體制則是一種不顧市場經濟導向，以超前消費為理性選擇地盲目之舉，這種現象如果不加以遏制就會發(fā)展成現實中美國次貸危機的真實寫照。

二、中國長期經濟發(fā)展面臨的問題

首先，可以將中國30年來的經濟發(fā)展進行展開似的簡要分析。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對于資本的需求要遠遠大于對于勞動力的需求，這就使得在那個年資的收益十分的高，而當時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不僅滿足了高速工業(yè)化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時也形成了低工資與高增長之間的循環(huán)，也將進一步將高收益與低工資之間的循環(huán)做到了強化。這種不太健全的雙重循環(huán)交叉的推動，支持了我國經濟持續(xù)30年在高投資低消費的軌道上運行。這種發(fā)展模式在其他一些發(fā)達國家之前也出現過，

其次，這種發(fā)展模式是否可以得到長期性的持續(xù)？如果無法持續(xù)，那其主要的癥結又體現在哪里？例如過去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讓中國成為低端制造品基地，而通過手工制造中國也獲得了很大的經濟效益，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過去低廉的勞動力已經變得越來越稀缺，直接變相的提高了商品的價格，隨之引起的是市場對商品的需求減少，這些變故都最終導致中國過去的低價勞動力已經成為一去不返的標志。

最后，資本動態(tài)的無效與生產過剩之間同樣有著緊密的聯系。一種良好的生產方式會因為其具有巨大的增長空間而促使市場表現出非理性的亢奮，直接的表現就是會將過多的投資盲目的引入其中，而這種過多的投資會不會引起收益縮水便成了不得而知的未知數。

三、中國經濟保持長期穩(wěn)定增長的對策

時至今日，新興崛起的金磚國家在經過一段時期的發(fā)展后，都已經逐步進入了發(fā)展的調整階段，這其中雖然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境況更為強勁，但是需要做出調整的事態(tài)已經無法阻擋。通過對別國經濟發(fā)展道路的借鑒，不難發(fā)現市場是最為敏感的經濟試驗田，中長期的經濟調整計劃對于未來的發(fā)展更為有利。在過去的發(fā)展道路上，中國經歷了讓世界為之矚目的創(chuàng)業(yè)潮，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走上了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道路，而這些新鮮的血液也大大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飛速崛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一大批新興崛起的企業(yè)公司都面臨著逐漸老化的趨勢。而要想在這種老化的大流中生存下來，就要學會不斷的尋求創(chuàng)新與突破。其次是關于規(guī)范經濟體制建設的問題，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對于經濟發(fā)展體制而言同樣如此，只有一個規(guī)范合理的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所有的經濟起步才會得到根本性的保障。最后是當地政府與創(chuàng)新關系之間的問題。長期以來，對于市場經濟而言政府所起到的作用似乎只有管制，但其實科學合理的政府決策是可以起到幫助經濟發(fā)展的作用的。

四、結語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fā)現，中國經濟若想長期保證發(fā)展，需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調控好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加快對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的調整步伐。積極構建包括煤、電價、天然氣及成品油等在內的資源性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價，徹底來改變資源要素價格長期不合理的情況。第二要不斷加快壟斷行業(yè)及部分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步伐，可以通過完善現代企業(yè)制度來在國有企業(yè)內部推行公司治理制度，還可以積極引導民間資本能夠進入到部分壟斷行業(yè)的領域中來。第三在我國經濟內在增長動力不夠強大和世界經濟復蘇不到位的大形勢下，國家為了刺激經濟發(fā)展采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要過早停止，相反還要繼續(xù)采取更多的必要的財政政策來刺激當前的經濟發(fā)展，以確保我國的經濟能保持持續(xù)回升的發(fā)展態(tài)勢，同時能有效緩解經濟發(fā)展的壓力。 （作者單位：鞍山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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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宏觀經濟；RBC模型；非參數校準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8—0010—03

導言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Kydland和Prescott創(chuàng)建的真實商業(yè)周期模型已成為諸多經濟學家研究經濟的主要工具。新古典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同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相比，其吸引力在于它保持了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很好的一致性，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動搖了凱恩斯主義的統治地位，并開拓了西方學者研究宏觀經濟學的新思路，使其宏觀經濟學建立在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之上。盧卡斯極力贊揚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方法論，“建立了一個最貼近現實的模型：一個被充分描述的隨時間變化的人為經濟，從而逼真的模擬實際經濟的時間序列行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實際上將宏觀經濟往前推進了一大步。

對于真實經濟周期的研究方法校準法是在對宏觀計量模型不甚滿意，想要模型更好的擬合實際經濟而提出的，校準法對于數據的要求較低并且具有容易簡單性，該種方法已經從最初用于研究政策沖擊的應用一般均衡模型到后來被學者們推廣到研究經濟周期的原因和結果的非貨幣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中以及其他模型中的廣泛應用。正如Gregory和Smith（1991）在對宏觀經濟學的應用文章一次調查后指明這種模型將在當代宏觀經濟學實證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這足以說明校準在整個宏觀經濟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

校準法來源于自然科學中測量設備的校驗，在《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給出了簡單的說明：校準相當于為測度工具進行初始點的設定以及尺度的選擇，校準后的溫度計，0度代表冰點，100度代表沸點，這樣的溫度計就可以用來測量溫度。一個經濟模型的校準，涉及到具體參數的設定以能夠復制作為模型解的基準數據集。黃賾琳（2005）對真實經濟周期模型的求解方法校準法給出具體的步驟：第一步是確定與構建分析框架理論模型，第二步是模型通過建立與時間經濟度量相一致的指標變量以便能夠從實際經濟中獲取數據來測算相應的參數值，第三步是設置一組與均衡條件相一致的參數。如果該模型被校準，它就可以被用于評估或模擬一些不可觀察的或者反事實的政策或者參數變化對于經濟體的沖擊效應。我們來回顧國內外關于校準研究的文獻以便能夠從整體上把握校準的發(fā)展脈絡，有助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研究。

一、校準方法的國外文獻綜述

首先我們來看在校準法最初是怎樣的形式進入到動態(tài)一般均衡模型中的。Kydland和Prescott （1982）采取季度這一時間單位來作為模型的一個時間段，之后運用戰(zhàn)后美國的平均經濟數據來確定平均資本產出率，平均季度利率，收入中資本利得所占的平均比例以及平均工作時間。所有變量以固定增長率增長，這便是長期或“穩(wěn)定態(tài)”狀況。之后從模型的方差—協方差性質估計得到的參數是方差加上參數v（決定存貨和投資的替代性），a0和y（確定閑暇的跨期替代）和風險規(guī)避參數r。最后選擇技術過程的關鍵參數使得技術過程與索洛過程特征相符。對于每一組參數值，平均值和標準差都由幾組統計數據（根據匯總模型的連續(xù)的相關性和協方差屬性）而計算。這些數據總結了時間序列的相關性和協方差屬性。它們是美國1 950∶1到1979∶2的真實數據通過使用Hodrick和Prescott方法而得到的。平滑后的美國戰(zhàn)后產出序列與線性時間趨勢相差較大，在118個季度數據中這個差別有兩個高峰和低谷。這些事實與模型的預測擬合地很好，模型樣本分布的平均值是4.0，這個與觀察到的擬合很好，還有兩極之間的季度數據的平均值是26.1，標準差是9.7，以及兩極數據之間的垂直差異的平均值和標準差都表明美國經濟的產出序列平滑后與模型一致。

從校準法應用于宏觀經濟之后，各個學者極力探尋如何測量校準的解釋度，就像在計量經濟過程中擬合度一樣。在1992年，Christiano和Eichenbaum使用GMM方法提供了一個一般化矩方法來解釋校準過程，這一方法提供了評估模型預測與實際數據差異的尺度。通過一階條件對參數和變量的變化幅度進行了統一的估計，這一方法使參數估計中的不確定性更具有透明度，并可以對不同的模型進行比較分析。并且實踐表明，這些估計值與一般的參數設置值和模擬結果非常接近。

篇8

雖然每年都會產生數量驚人的宏觀經濟研究論文,但是,坦率地說,我們對宏觀經濟本質的了解仍然膚淺和矛盾。學者們在方法論層面莫衷一是,從未達成一致的看法。在此背景下,閱讀斯諾登的名著《現代宏觀經濟學:起源、發(fā)展和現狀》,了解宏觀經濟學思想從發(fā)韌到如今的觀念分歧,不僅必要而且必須。

毫無疑問的一點是,宏觀經濟學始終圍繞凱恩斯的思想展開。凱恩斯是一座界碑,后來者不是順著凱恩斯指出的方向繼續(xù)向前,就是朝著反方向而去,卻都離不開這個參照路標。目前,主流的宏觀經濟學研究可以分成兩大流派:一支是新凱恩斯主義;一支是新古典主義,又被稱為真實經濟周期學派。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方法論基礎。前者從經驗出發(fā),歸納總結當下經濟的背后邏輯;后者則從邏輯出發(fā),試圖從簡單假設中演繹出復雜現實。

經濟學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興起一股公理化浪潮。阿羅與德布魯證明了一般均衡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許多學者據此認定,宏觀經濟學也應該重建微觀基礎,使它能與微觀經濟學完美對接,一同構筑系統性的經濟學框架,變成真正的科學。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即在這個背景下逐漸興起。

經過幾代經濟學家和數學家的共同努力,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日臻完善,已經能夠為貨幣功能、經濟政策以及經濟周期的產生原因作出解釋,為“看不見的手”作出有力辯護。與之相比,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始終未能建立起有說服力的微觀基礎,也不能同發(fā)展迅猛的微觀經濟學相互銜接,恐有空中樓閣之虞。

然而,有一個重要領域,卻被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占了上風:失業(yè)。凱恩斯理論為大規(guī)模失業(yè)的現狀提供了許多有力的解釋,如工資剛性、菜單成本、內部人歧視等,都已為實證研究所證實。而在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框架中,堅持“看不見的手”會協調各個市場出清,由于搜尋等原因導致的臨時失業(yè)總會被消除,這一點卻未能獲得實證研究的支持。

因此,盡管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在大學教學中極受歡迎,但是,在實際政策研究時,它還不能完全壓倒新凱恩斯主義的分析范式。兩套話語已經暗暗較勁了許多年。本輪經濟危機降臨,表面看來,對真實經濟周期學派的打擊更大,因為它很難有效解釋宏觀經濟何以如此嚴重地偏離均衡。但是,這一派學者也可能這樣看問題,邏輯推演永遠不會錯,如“一加一等于二”一般。問題只可能出在“人是理性的”這一前提假設上。偏離了這個假設,就已不再屬于經濟學家所應關心的領域了。

好在還有很多經濟學家不會這樣撇清干系。宏觀經濟學者的主要使命是研究和解釋宏觀經濟,而非畫地為牢,圈起一塊自娛自樂的理論小天地。故而本書作者沒有一味沉溺于新、舊凱恩斯主義與真實經濟周期兩大學派之間的恩恩怨怨。他力圖在更寬廣的思想傳統中,把握宏觀經濟系的發(fā)展動態(tài)。奧地利學派自然而然地進入了作者的視野。

與奧地利學派相比,新凱恩斯主義與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的分歧,大概只好算是兄弟之爭、內部矛盾。奧地利學派主張的是完全另一套觀念。奧派根本就反對均衡概念,強調要把宏觀經濟視做一個動態(tài)、演化的復雜過程。當主流學派的經濟學家,還將宏觀經濟的希望寄托于保持增長、消除波動時,奧派學者干脆認為,經濟周期才是經濟活動的常態(tài),由創(chuàng)新和企業(yè)家精神推動,絕不可能消除。經濟增長是經濟運行中的特例,只是一輪一輪周期性繁榮的特定階段。

隨著經濟發(fā)展和研究手段的進步,經濟學者中很容易出現“致命自負”的現象,認為能夠解決經濟中的盲目行動,也可以將創(chuàng)新轉換為“研究與開發(fā)”,使之日常化、制度化和規(guī)范化?？墒?熊彼特早就指出,被規(guī)范化的創(chuàng)新便已不是創(chuàng)新。那些幾乎沒有風險的“創(chuàng)新者”,如那些用復雜衍生產品拖垮華爾街的金融精英們,身上又怎么可能擁有真正的企業(yè)家精神?而正是這些精神的匱乏,使得宏觀經濟失去活力,不知不覺陷入泥淖之中。

本書作者并不想引導我們追逐宏觀經濟學的前沿進展,這才能充分注意到各個學派之間的沖突和緊張關系。我們讀書也應時時反思,經濟思想發(fā)展與經濟發(fā)展一樣,不可能單向度地進步,只能在辯論和競爭中循環(huán)反復,默默深化?！?/p>

篇9

劉洪 國家統計局局長

現年60歲，山東青島人，1964年畢業(yè)于山東大學，先后在青島市統計局、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從1974年開始在國家計委從事經濟政策研究和宏觀經濟管理工作，先后任政策研究室主任、長期規(guī)劃司司長。1993年出任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副主席。1997年4月，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

邵宗明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高級統計師。1956年至1960年先后畢業(yè)于上海工業(yè)管理學院、上海財經學院。1963年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研究生班。同年在國家統計局參加工作。1973年至1979年在河北省邢臺地區(qū)機電設備公司和河北省統計局工作。后調回國家統計局，歷任副處長、處長?，F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盧春恒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1963年畢業(yè)于河北財經學院。長期從事工業(yè)統計，歷任國家統計局副處長、處長、副司長、司長。1993年7月起擔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翟立功 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1970年畢業(yè)于北京經濟學院。先后在山西省儲備物資局、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太原市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工作。1985年調至國家統計局，先后在政策研究室、中國信息報、中國統計出版社工作。1993年起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賀鏗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1965年畢業(yè)于中南財經大學。1965年至1971年任武漢城建學院教師。1991年至1995在任西安統計學院教授、院長。1995年出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數字化生存

劉洪看起來不像已經到了耳順之年，但今年確是他的第5個本命年。他的秘書說劉洪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十幾個小時以上，白天干不完，晚上帶回家干。

1997年4月就任國家統計局局長以前，劉洪曾經有過在國家計委從事宏觀經濟政策研究和長期規(guī)劃工作20年的經歷。他認為，這段經歷對他現在的工作有著非常大的幫助?！耙驗楹暧^經濟研究就是在尋找各種各樣的比例關系，從而找出未來經濟發(fā)展的趨勢和規(guī)律，并在這個基礎上預測今后5年、10年的發(fā)展趨勢。而統計也是通過數據之間的聯系來反映宏觀經濟運行的規(guī)律，并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眲⒑檎f。

這個世界時時在變化，而真正的變化總是從數字開始。有人說“太陽底下無新事，只有數字是惟一的新聞”。我們或許真得靜下心來，聽聽數字的聲音。事實上，人們也正在一天比一天感受到“用數字說話的力量”。更多的企業(yè)、更多的研究機構甚至更多的股民都在關注數字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與數字為伍已不再是統計人員的專利。

“國家統計局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國民經濟核算中心’和‘社會經濟信息的主體’，而且力爭要成為重要的經濟監(jiān)測和咨詢機構。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都可能是統計服務的需求者。需求的多元化要求統計信息更加快捷、更加準確?！眲⒑楦嬖V記者。

劉洪還說，剛剛上任的時候，每天都在和數字與報表打交道，有時也感枯燥，后來鉆進去，就是另外一個世界了。因為“你能從數字的背后看到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轉”。

7.8％的背后

1998年，國民經濟的運行在國內國際的嚴峻環(huán)境下變得更為復雜。統計局的監(jiān)測工作就更重了。為此，統計局將以前每季度一次的分析改為月月會診，監(jiān)測頻率大幅度提高。

劉洪告訴記者，國務院領導從來沒有把“保8％”與國家統計局的工作掛鉤。國務院對統計局的要求很明確：堅持實事求是，反對虛報浮夸?！八麄冋f就以你們統計局的數字為準。我從來沒有感到過‘保8’的壓力?！眲⒑檎f。1998年7.8％的GDP增長率是國家統計局在各地統計的基礎上，根據平衡方法匯總、核算而得的。人們普遍認為這表明1998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基本實現。

劉洪告訴記者，7.8％這個數據是準確的。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有些地方的數字有“水分”，但針對這種情況，國家統計局在匯總及核算全國的數據時，運用抽樣調查、典型調查所獲得的系數以及平衡驗證方法擠掉了“水分”。

篇10

【關鍵詞】 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宏觀壓力測試

一、引言

隨著金融全球化進程加快、大型商業(yè)銀行跨國活動增加、信貸衍生產品迅猛發(fā)展,新形勢下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管理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2007年底次貸危機的爆發(fā),使得各國商業(yè)銀行的資產質量嚴重惡化,大量銀行紛紛破產,雖然我國的商業(yè)銀行因為種種政策性原因,在這次危機中損失較小,但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我國商業(yè)銀行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完全融合,將對我國商業(yè)銀行的信用風險管理水平提出挑戰(zhàn)。

目前,宏觀壓力測試由于能模擬潛在金融危機等極端事件對商業(yè)銀行體系穩(wěn)定性的影響,已經引起了國際金融組織和各國政策當局廣泛的重視,并在實踐中得到迅速推廣。本文運用宏觀壓力測試法,結合我國商業(yè)銀行的特性,對商業(yè)銀行的信用風險水平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這對現階段我國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管理具有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宏觀壓力測試是用于評估一國金融體系在受到“異常但合理”宏觀經濟沖擊時的穩(wěn)定程度,其通過情景設定或歷史事件,來衡量宏觀經濟沖擊對整個對整個金融體系的影響。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國外對宏觀壓力測試的研究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都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Wilson(1997a,1997b)用各工業(yè)部門違約概率與一系列宏觀經濟變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通過模擬將來違約概率分布的路徑,得到了資產組合的預期異常損失,進而模擬出在宏觀經濟波動沖擊下的違約概率值。Boss M(2002)和Virolainen (2004)利用Wilson提出的模型,根據加總的企業(yè)違約概率估計出宏觀經濟信貸模型來分析澳大利亞和芬蘭銀行部門的壓力情境。

而在國內對宏觀壓力測試的研究還尚在起步階段。在理論研究方面,徐明東、劉曉星(2008)通過對國際上流行的幾種宏觀壓力測試方法的比較,闡述了如何運用宏觀壓力測試方法去評估一國金融體系的穩(wěn)定性。在模型研究和實證方面,任宇航、孫嘯坤等(2007)利用Logit回歸測試的方法,通過收集我國的宏觀經濟數據和金融機構的數據,對我國銀行業(yè)信用風險損失作出了合理估計。但國內的這些研究只是借鑒了壓力測試的思想,使用傳統的方法,通過模擬情境下宏觀經濟因素異動,由Logit模型最終得出穩(wěn)定性指標期望值的點估計來評價銀行體系的穩(wěn)定性。這種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觀變動沖擊對銀行體系的影響,不能具體看出壓力情境下哪些宏觀經濟變量對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最大,這就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三、模型構建與實證研究

宏觀壓力測試是對微觀層面壓力測試的有益補充,它是將各宏觀經濟沖擊變量整合量化為一個宏觀因子,將宏觀波動因素整合到評估銀行信用風險的模型中,通過壓力情境的構建,預測在極端情形下宏觀經濟變動對銀行系統信用風險的影響。

(一)模型構建

本文在研究我國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水平與宏觀經濟變量的關系時借鑒了Wilson(1997a, 1997b),Boss(2002),and 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該模型主要包括:建立了一個信用風險水平和宏觀經濟變量間的聯立方程;用蒙特卡洛法模擬了違約損失的分布。

具體來說,假定商業(yè)銀行將貸款貸給了J個經濟部門,其中j部門在t時刻違約的概率為pj,t,在這里j=1,2,…,J,pj,t介于0和1之間,用它的Logit轉換值yj,t作為回歸值,即:

進而,設定yt=(y1,t,……,yj,t)*,yt為轉換指標。本文所采用的模型是基于M個宏觀經濟變量的現在值和滯后期的值所構成的一個線性方程:

yt=m+A1xt+…+A1+sxt-sη1yt-1+…+ηkyt-k+vt (2)

式(2)中明確表示了各宏觀經濟變量與違約轉換指標yt之間的關系。其中,xt=(x1,t,x2,t…xm,t)表示宏觀經濟變量,其為M×1階向量;m為截距項,其為J×1階向量;A1……A1+s和η1……ηk為系數,它們分別為J×M階和J×J階矩陣;vt為隨機誤差項,其為J×1階向量。

同時為了考慮各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根據Wilson模型中關于宏觀經濟變量的等式系統,本文采用了下列的描述:

xt=n+δ1xt-1+…+δpxt-p+μ1yt-1+…+μqyt-q+ξt (3)

其中,n為M×1階列向量,系數δ1,…δp和μ1,…μq分別為M×M和M×J階矩陣向量,隨機誤差項ξt為M×1階向量。

本文所考慮的模型在Wilson(1997a,1997b),Boss (2002)和Virolainen(2004)基礎上,進行了兩點改進:一是考慮了宏觀經濟變量對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影響的時滯效應;二是模型的設定還考慮了商業(yè)銀行體系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回饋效應。考慮到我國商業(yè)銀行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該模型更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因而用其來研究我國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水平與宏觀經濟變量間的關系,具有很強的適用性。

(二)變量的選取與數據描述

為了建立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水平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實證關系,本文收集了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共26個季度的商業(yè)銀行不良貸款率和相關宏觀經濟數據,并通過參考國內外學者在研究宏觀壓力測試時的變量選擇,考慮我國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以及宏觀經濟發(fā)展的特點,對相關變量做了如下選擇。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綜合考慮了我國商業(yè)銀行經營的特殊性和相關數據的可得性,選用了商業(yè)銀行體系的信用風險為被解釋變量,以不良貸款率為其衡量指標,即:商業(yè)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越高,其信用風險水平就越高。我國商業(yè)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的數據來源于中國銀監(jiān)會網站和國研網的統計數據庫,其中,商業(yè)銀行的樣本包括了國有商業(yè)銀行、股份制商業(yè)銀行、城市商業(yè)銀行、農村商業(yè)銀行和外資銀行。根據《貸款質量評估指導原則》,中國的貸款按照五級分類法進行分類,不良貸款率=(次級+可疑+損失)/貸款總額。

2.解釋變量

在解釋變量方面,鑒于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以及相關數據的獲取難度,選取了GDP增長率、CPI指數(用以表示通貨膨脹率)、廣義貨幣增長率M2、進口額同比增長率M、三至五年期貸款利率R、房地產價格指數RE、失業(yè)率U七個宏觀變量,數據來源于銳思數據庫和國泰安數據庫。

3.數據描述

從表1可以看出:(1)我國商業(yè)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經過Logit模型轉換為yt后,其波動率仍然較大。(2)從選取的宏觀經濟變量來看,我國的宏觀經濟進入了高增長、低通脹、低失業(yè)、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繁榮時期,但房價指數RE和進口額增長率M的波動較大。

(三)實證研究與結果分析

1.實證研究

根據上述的模型設定,首先對Pj,t運用Logit模型進行轉換,得到轉換指標yt,再將對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構成沖擊的各宏觀經濟變量及其yt的一階滯后變量(考慮到宏觀經濟沖擊的滯后性往往為一年)的數據代入,利用Eviews5.0與yt進行多元線性回歸,結果顯示:GDP增長率ZGDP、通貨膨脹率CPI、房價指數RE、貸款利率R、進口總額同比增長率M以及yt的一階滯后變量這六個變量顯著,而失業(yè)率U和廣義貨幣增長率M2不顯著,被剔除。然后再利用式(3)進行各宏觀經濟變量的自回歸?；貧w結果如表2。

從表2可以看出:(1)在1%到10%的顯著性水平上,CPI指數、GDP增長率、進口額增長率M、貸款利率R以及房價指數RE均顯著影響到了我國商業(yè)銀行的信用風險水平,且信用風險的轉換指標受其滯后一期值的顯著影響;(2)各宏觀經濟變量均受到其滯后項的顯著影響,且除商品房銷售價格指數RE外其余宏觀經濟變量還受到了轉換指標滯后一期值的影響。

2.結果分析

從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在宏觀經濟變量中貸款利率R對轉換指標的影響最大,R的上升代表企業(yè)的融資成本增加,為了按期還本付息,企業(yè)就必須拿出更多的利潤交給銀行,如果融資成本大于企業(yè)盈利能力,那企業(yè)就有違約的沖動,使得商業(yè)銀行的信用風險加大。而CPI對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與R則恰恰相反,其上升預示著國家在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企業(yè)融資成本降低,企業(yè)的盈利大幅上升,減少銀行的信用風險。GDP增長預示著整個社會的宏觀經濟比較景氣,經濟處于上升繁榮期,企業(yè)平均盈利能力較好,不良貸款率也將隨之下降。進口總額增長率M上升,對我國的出口企業(yè)造成負面影響,致使其業(yè)績下降,進而會增加銀行的信用風險。房地產銷售價格指數的上升,會使得大量的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產生泡沫經濟,鑒于目前我國房屋貸款在銀行貸款中的比重,將會使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顯著提高,進而增大銀行的信用風險。同時,也可以發(fā)現轉換指標的滯后一期對當期影響顯著。顯然,模型的回歸結果符合經濟學上的解釋。

四、宏觀壓力情景的設定及其風險分析

壓力測試主要是通過情境設定,根據情境假設下可能的風險因子變動情形,重新評估金融商品或投資組合的價值。通常重新評估的方式不會有太大的差異,但是情境設定的方式卻有很多種選擇。情境分析是目前應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組風險因子定義為某種情境,分析在個別情境下的壓力損失。情境分析的事件設計方法有兩種:歷史情境分析和假設情境分析。整個程序通常分為兩大步:一是情境設定;二是重新評估。

(一)情境設定

分析上述模型的回歸結果,可以發(fā)現貸款利率R對銀行信用風險的影響最大,而GDP增長率則是判定一國經濟發(fā)展最重要的指標,同時考慮到大多數危機的沖擊期會持續(xù)四個季度,因而假定2009年2季度為基期,模擬從2009年3季度到2010年2季度共4個時間點涵蓋了一年期的未來路徑。本文設定了兩個壓力情境:一是GDP指數突然大幅下降的情境。假定我國GDP季度增長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來的4個季度里每季度均會同比下降一個百分點。二是貸款利率R大幅上升的情境。設定我國的貸款利率自2009年2季度起在未來的4個季度里,每季度均會同比上升一個百分點。為了便于計算,假定這兩個沖擊是相互獨立的,即當一個宏觀解釋變量受到沖擊,其它解釋變量仍然保持不變。

(二)重新評估

設定情景下的沖擊結果如表3。

從表3中可以看出,在設定的兩種壓力情境下,我國商業(yè)銀行的信用風險水平明顯增加,其不良貸款率顯著提高。同時,還可以發(fā)現,貸款利率R的大幅升高比GDP增長率的降低對商業(yè)銀行體系信用風險的沖擊幅度更大,這也充分說明了貨幣政策在調控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及其對商業(yè)銀行的顯著影響。

為了更清晰地表現兩種壓力情境下銀行體系信用風險的變化,將上述結果繪在圖1中。

圖1中P1代表了GDP增長率突然下降情境下的我國商業(yè)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P2代表了貸款利率R上升時我國商業(yè)銀行體系的不良貸款率。從圖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P2一直在P1的上方,即貸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長率的大幅降低對商業(yè)銀行體系信用風險的沖擊幅度更大。

五、結論

本文采用我國2003年1季度到2009年2季度的宏觀經濟數據和商業(yè)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數據,基于Wilson (1997a, 1997b),Boss(2002)及Virolainen(2004)所提出的模型,通過Eviews5.0軟件建立了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轉換指標 與各宏觀經濟變量及轉換指標滯后一階的回歸方程,結果表明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房價指數、貸款利率、進口總額同比增長率對我國商業(yè)銀行的信用風險影響顯著。進而利用得出的回歸方程,依據假設情景對我國商業(yè)銀行的信用風險進行了壓力測驗,在宏觀壓力測試的情境分析中,得出了貸款利率R的大幅上升比GDP增長率的大幅降低對商業(yè)銀行體系信用風險的沖擊幅度更大的結論。

鑒于本文的研究結論,可以看出宏觀經濟變量和商業(yè)銀行信用風險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在本輪的次貸危機中我國的商業(yè)銀行雖沒有受到大的沖擊,但應該吸取歐美大銀行在這次危機中的教訓,防患于未然,提高自身的風險意識,繼續(xù)降低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另外,政府在遇到宏觀經濟問題時,貨幣政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國貨幣當局在面對危機時,應該審時度勢,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確保經濟的快速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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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son T C. Portfolio credit risk II [ J ]. Risk, 1997, 10(10) : 56 - 61.

[3] BossM. A Macroeconomic credit risk model for Stress Testing the Austrian credit portfolio [ J ].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2002(4): 64 -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