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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憑著經濟與政治霸權，西方人構筑了做陵的文化與學術霸權。在這一霸權理論的支配下，西方人對民主作了貌似科學、公正、客觀的壟斷性解釋：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征，民主在全球的擴張便是西方政治文化在全球的勝利。在這一單向度的解釋中，民主被誤解了：作為市場經濟產物的民主被曲解成為西方文化的創(chuàng)造。由于這種誤解，人類各個文明群落之間特別是西方與非西方之間釀造了太多人為的對立與不幸，加上西方總體上是以武力推行著這種解釋，致使民主的擴張給整個文明世界制造了太多的折磨與苦難。在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的今天，人們應當消解這一誤解，以減少民主在非西方世界發(fā)展面臨的觀念上的障礙。本文力圖簡略地澄清這一誤解，以為人們正確地審視民主及其發(fā)展提供一種思路。

關鍵詞：民主市場經濟文化

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大膽預測，民主必將成為文明世界的普遍選擇，盡管當時的民主國家廖若辰星。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巨變后，美國學者福山斷言人類的政治文明歷史將終結于民主。前后超過一個半世紀的兩位西方學者對世界政治發(fā)展的預言，雖然各自所依托的人類的政治背景呈現巨大差異，但他們的結論卻具有一致性，人類將全面走向民主。當然，托克維爾的預言理性而友好，福山的預言則十分霸道且為民主之后的政治發(fā)展預設了休止符，人類似乎不再能夠進化出比民主更先進的政治形態(tài)，人類只會定格于民主的政治框架內無限發(fā)展。今天，當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仍在全球的各個文明群落涌動的時候，人們尤其非西方人也許不再懷疑民主必將在整個文明世界普遍獲勝。

一、民主被誤解為西方文化的創(chuàng)造

然而，對于主要來自西方的關于民主的種種頌揚，雖然今天公開反對的聲音日漸微弱，并且人類各個文明群落的政治走向日益強勁地驗證著這一政治形態(tài)的普世性，但這一來自西方的充滿文化優(yōu)越與學術霸權的聲調，卻向非西方的民族國家發(fā)出的是有喪自尊的信息，亦向他們傳遞著一個似乎必須接受?quot;真理"：這是西方的勝利，包括西方文化與西方政治價值觀的勝利--"植根在個人自由、個人尊嚴思想中的自由民主是一個西方的產物"[1]民主在全球的擴張被西方人與非西方人共同地理解為，它是西方文化孕育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逐步統(tǒng)治世界的過程。可是，正是在西方人首先對于民主所作的種種壟斷性闡釋中，民主被誤解了，西方人與非西方人一同誤解了。因此，人類的各個文明群落，西方與非西方共同需要消解對于民主的誤解：民主是文化的產物嗎?民主是西方的專利嗎!

第一個誤解引導著西方人堅信，西方文化創(chuàng)造了民主，而民主優(yōu)越于任何其他政體，因此西方文化亦優(yōu)越任何其他文化，民主在世界的傳播是在傳播西方先進的文化。作為一種先進文化，非西方文明沒有理由不接受，否則當然要用拳頭叫你接受。由于這種誤解，非西方人認為，既然是西方文化創(chuàng)造了民主，憑什么叫我們接受，你要輸入我們當然有權拒絕，拒絕不了只好叫你的民主走調或失敗。可是，人類政治文明的近現展史似乎從深層的意義上否證著這種誤解--托克維爾憑什么預言民主將在全世界獲得勝利，而且這種預言恰恰獲得了歷史的驗證，難到托氏完全憑借著西方文化的優(yōu)越與先進做出了這種"精妙的預言"?

憑著第二個誤解，西方人傲慢地欣賞著民主的每一次勝利，并認為這都是西方的勝利，全球的各個文明形態(tài)將在全面接納民主的過程中全盤西化，最終完全統(tǒng)一于西方獨創(chuàng)的民主政治的統(tǒng)治之下。在這種誤解中，確立了民主與沒有確立民主的非西方國家都視民主為西方之物：確立民主的非西方國家深信，他們雖然采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只要它有益于本國的發(fā)展與進步沒什么不好；未有民主化的非西方國家則認為，拒絕民主是在拒絕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在否定什么先進的政治形態(tài)，同時是在維護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制度?？墒?，既然如此，作為西方文化特產的民主，其基本價值和制度為什么能夠在非西方的文明世界沒有差別的植根?難到它憑借的完全是西方民主專利的先進，并且是憑著這一專利的強大摧毀了全世界的非民主政體而實現的唯我獨存?

可以認為，上述兩個方面的誤解可以歸之于人們誤解了民主的來源。歷史的事實是，現代民主制度最先產生并成型于西方；但同樣的歷史事實是，西方最先產生了現代市場經濟，相應現代民主才在西方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然而，也許正是以此作為強有力的經驗根據，人們特別是西方人自豪地堅信民主不僅是文化的產物，而且是西方文化的特殊產物。因為既然民主是在市場經濟逐步發(fā)展的過程中確定的，而市場經濟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因此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民主理應被邏輯地理解為西方文化的產物，西方文化亦被應然地解釋成為目前正在向全球擴展的現代民主之母?？梢哉f，這一解讀最具代表的人物之一當屬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國的宗教：儒教和道教》等著作中，系統(tǒng)闡述了基督教文化在孕育、催生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fā)揮的獨一無二的作用，同時以一種并非挑戰(zhàn)的口吻得出結論：由于缺失基督教精神，一切非西方文明未能自主生成資本主義[2]是可以理解的。在此，由于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把市場經濟歸之于西方文明的特產，相應使內生于市場經濟的政治形態(tài)--民主直接歸之于西方文化的創(chuàng)造。民主在人們對西方市場經濟產生、發(fā)展的文化解釋中，被錯誤地理解成為西方文明的特產與西方文化的創(chuàng)造。民主被西方人西方化了。

當然，這一來自西方主流學術思想的理論推論與經驗判斷不能說沒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但其論證在邏輯上似乎偷換了論題，有利于市場經濟產生、發(fā)展的文化當然有益于民主的形成，但它卻將民主源于市場經濟置換成了源于西方文化即基督教文化，市場經濟并不具有本體的作用，至多是西方文化孕育民主的一種助推器和條件。由于作了這種文化上的論證，民主的產生機制被曲解了。憑著這種學理的曲解，西方人向非西方人所作的宣示是狂妄的：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產，它在世界的擴張便是西方文化的輸出。而在輸出這一政治文化的過程中，西方憑借了由他們首先采用的先進的生產方式創(chuàng)造出來的強大的物質力量。顯然，這種論證在曲解民主產生的真實源頭的同時，玷污了這一先進的政治形態(tài)在全世界張揚的人類意義。

民主不是西方文化的創(chuàng)造物，而是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一種與此相對應的政治形態(tài)，就像專制政治是小農經濟創(chuàng)造的一樣。對于這一命題，人們不僅能夠邏輯地證明，而且人類社會的文明歷史也提供了強有力的經驗支持。鑒于本人曾專門撰文論證過民主的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3]，因此邏輯證明在此從略，僅簡略地對這一命題作些歷史論證?；仡櫲祟惛鱾€文明形態(tài)的歷史不難發(fā)現，民主能夠在政治實踐上運作的時代和地方，總是市場經濟作為基本生產方式運行的時代和地方；而民主在實踐上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則與其市場經濟水平的高低和持續(xù)時間關系緊密。古希臘與古羅馬有建立在城邦經濟基礎上較為發(fā)達的商品經濟，他們因此形成了早期的民主制度。后來，在外族入侵和內部紛爭中，這一生產方式解體了，其民主制度也因喪失了經濟基礎而覆亡；中世紀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米蘭等共和國形成了發(fā)達的商業(yè)貿易，民主則成了他們現實的政治生活。與此相反，同樣文化傳統(tǒng)下的西歐，中世紀一千年基本是城堡式的農耕經濟，民主照樣不肯光顧這塊土地，并且具有理性主義特色的基督教文化，面對西歐政教合一的專制政體同樣無可奈何；至于其他文明形態(tài)，一直沒有出現過商品經濟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地域持續(xù)發(fā)揮主導作用的時代，民主亦沒有在這些國家的政治實踐中形成制度并投入運行。

與此同時，縱向地回顧人類的經濟生產方式與政治形態(tài)對應發(fā)展的文明史，更會歷史地堅信民主是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而不是文化創(chuàng)造的價值判斷。不論人們怎樣看待歷史，從經濟與政治的雙向互動關系角度探討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可以發(fā)現，人類的需要和智慧雙重地推動著各個文明群落不斷地通過先后采用從低級到高級的生產方式來發(fā)展經濟，又選擇與各自運用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政治形態(tài)服務于經濟，而且不同的文明群落雖然在進化的過程中采用同一生產方式的時間不同，但他們依次采用的生產方式在性質上卻具有共同性。在此，將這種從低級向高級進化的生產方式之共同性進行概括可以抽象出如下規(guī)律：人類文明依次從低級到高級經歷了自然經濟、小農經濟、商品經濟三種形態(tài)完備的生產方式，相應人類文明依次經歷了神權政治、專制政治、民主政治三種獨立的政治形態(tài)[4]。這一規(guī)律似乎在任何文明群落都不能改變，可以改變的可能是因為地域、環(huán)境和民族性格的差異，各文明群落在進化過程中依次從低級到高級采用同一性質生產方式的先后及在每一經濟生產方式中滯留的時間不同，相應與其對應的政治形態(tài)在實踐上出現的時間與各政治形態(tài)發(fā)揮作用的時段長短不同。以這一基本的發(fā)展規(guī)律為依據可以得出結論，作為一種先進的政治形態(tài)，民主是由先進的生產方式即市場經濟在人類社會進化過程中必然出現后由其自主創(chuàng)造并適應自己發(fā)展需要的政治形態(tài)。

二、文化沒有能力決定或阻止民主的擴張

雖然人類的進化歷程經驗地告訴人們，市場經濟才是民主的源頭，民主不應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的創(chuàng)造，西方文化沒有能力創(chuàng)造并支持起民主。但令人感嘆的是，人類的各個文明群落進化的速度與程度是如此懸殊，以至于當非洲和美洲還整體處于自然經濟發(fā)展階段時，西歐卻已踏上了市場經濟的旅途；而在同一人類歷史時段，當自然經濟的文明群落還是各種形式的神權政體或半神權政體時，歐洲已經開始了民主政治的構建與建設。不過，如果我們堅信民主只能為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我們仍能以此為依據作出解釋，這種進化的差異僅僅說明的是，西方因先期選擇了市場經濟而能夠先期地選擇和建立民主政體，卻并不能證明民主是西方的專有物，假定其他文明群落在進化過程中先于西方進入市場經濟時代，那么他們也許同樣會使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民主在其文明形態(tài)中先期地植根并形成制度。相反，在現代市場經濟沒有在西方產生之前，即或西方同樣不能建構并支撐起民主的政治形態(tài)。所以，從人類文明發(fā)展的角度講，民主在各個文明群落產生、形成并確立的歷史差距，僅僅證明了市場經濟在不同文明群落植根與成形的時序差距，而不能證明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就是西方的特產。

現在，作為最先發(fā)端于西方的市場經濟，因為代表了人類各個文明群落經濟發(fā)展的共同方向，因而它在各國代替其傳統(tǒng)的生產方式是一種歷史的必然，這種必然性決定著它將忽視各國的傳統(tǒng)差異而擴張并在各國最終取得統(tǒng)治地位。顯然，面對市場經濟的擴張，各國的固有文化沒有能力拒斥，因為市場經濟能夠在各國植根并擴張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個文明群落的民族具有共同的人性，這種共同的人性將抹殺他們的文化差異而必然地推動各個民族選擇、采用與接納任何優(yōu)越于本民族的傳統(tǒng)生產方式發(fā)展經濟以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與文明程度。市場經濟因為優(yōu)越于任何文明群落傳統(tǒng)的生產方式，使之能夠在任何一個民族成長、壯大最終取得統(tǒng)治地位。與此相適應，這種共同的人性亦決定著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民主在各個文明群落中生成及擴張具有了共同的根基，民主的政治形態(tài)在全世界取得統(tǒng)治地位因此在所難免。

當然，在人類社會的各個文明群落進化的過程中，因為西方最先發(fā)展到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時代；因此可能西方文化最有條件促進市場經濟的產生，也最有利于民主形成制度。但是，它也只能在促進市場經濟產生后，由這一全新的生產方式自主地創(chuàng)造民主，并以這一生產方式在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日益強大的經濟力量戰(zhàn)勝傳統(tǒng)政治支撐起民主在國家層面確立。這里，不可否認的是，西方文化在促進民主這一政治形態(tài)形成上發(fā)揮著兩個方面的輔助作用：1)致使西方最先選擇了一種能夠創(chuàng)造民主的生產方式即市場經濟。[5](2)與市場經濟自我創(chuàng)造的包括民主這一政治文化在內的市場經濟文化具有最親密的關系，因而與這一文化最容易溶為一體而一同推動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發(fā)展水平相適應地發(fā)展、壯大。也許正是這一原因，內生于西方傳統(tǒng)中的市場經濟在西方植根與發(fā)展更順暢、更穩(wěn)定，相應以市場經濟為母體生成的民主在西方國家的擴張更為正常、平穩(wěn)。

與此相反，非西方國家是以移植發(fā)端于西方的先進生產方式而開始市場經濟歷程的，因此成長于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民主在其土地上的擴張遇到了本國傳統(tǒng)文化的明顯滯礙，甚至這種滯礙作用十分巨大。而且在民主隨著市場經濟在非西方國家擴張的過程中，無論是西方人還是非西方人共同錯誤地認為，由于是西方文化孕育了民主，當西方人將西方的政治特產--民主以救世主的姿態(tài)向全世界推行時，非西方民族更是把這一政治形態(tài)在非西方各國的擴張與落戶歸之于西方的勝利而在觀念上給予了強烈排斥。結果，民主在非西方國家的擴張遇到了強勁的文化挑戰(zhàn)。

但是，非西方文化未能最先催生市場經濟而未能最先產生民主，進而對民主的擴張具有一定甚至很強的滯礙作用，并不能反證非西方文化完全無法與民主這一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政治文化溶和，亦不能證明它能夠阻止民主在其地域上的必然擴張，這里的關鍵在于這種文化能否接納市場經濟。對此，歷史的發(fā)展已經做出了強有力的回答。自市場經濟在西方首先確立而在全世界擴展以來，各國的經濟發(fā)展實踐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未能最先產生市場經濟的任何文化都具有接納市場經濟的能力，只是接受的快慢、強弱存在差異而不能絕對地拒斥市場經濟在本國植根。既然如此，作為市場經濟自主創(chuàng)造的文化在非西方的傳統(tǒng)文化中植根則具有了經濟上的必然性，相應民主作為由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總體文化中的政治文化部分也就沒有了被非西方文化拒斥的可能。當然，也許市場經濟在非西方世界的植根過程因受其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而顯得困難，其發(fā)展進程亦較為緩慢，進而導致民主在其傳統(tǒng)文化中的成長緩慢。但是，這不是傳統(tǒng)文化拒絕民主的理由，也不能夠證明非西方文化有能力拒絕民主，因為它不能將孕育民主的母體--市場經濟拒斥在外，它也就無法抗拒民主在市場經濟植根的非西方國家的文化土壤上必然地成長及擴張，雖然這一成長、擴張過程因受到其傳統(tǒng)文化的強大干擾而滯后于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水平并呈現本國特色。可以肯定代表人類發(fā)展方向的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是任何傳統(tǒng)文化無法扼制的，也不是任何傳統(tǒng)政治能夠長期扼制的，市場經濟因自身的優(yōu)越性而在全球各個文明群落的必然擴展是民主在各個文明群落落戶最強大的推動力。這里，任何接納市場經濟的非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民主政治，因為它接納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政治文化。

三、民主擴張不順的非文化解

由于民主是市場經濟的創(chuàng)造物，因此民主在非西方國家的擴張，并不是在全盤否定自己的文化而全盤接受著西方的文化，而是在接受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政治文化。因此，非西方國家應自豪地相信她接受的是一種優(yōu)越于本國傳統(tǒng)政治并在任何文明群落中都能植根與成長的先進的政治形態(tài)，只是創(chuàng)造這一政治形態(tài)的生產方式率先在西方形成了。對此，人們應當采取理性的態(tài)度，市場經濟雖在西方先期產生，但它是全世界的；民主為市場經濟所創(chuàng)造，而不是西方文化孕育的。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民主在非西方世界的擴張是不順的，以至于在今天有些非西方國家已經確立了民主，有些還末有民主化，有些則確立民主之后又被推翻，而且有學者把民主與各個明形態(tài)的文化的溶和易難進行了排位，認定有些文化容易接納民主，有些文化幾乎沒有接納民主的可能。不可否認，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擴張過程中遇到了文化障礙，而且這種障礙有時因非常強大而抑制著民主在其文明形態(tài)中的正常擴張，但民主在非西方世界擴張不順的主要原因仍然不是文化而是市場經濟的擴張不正常。

歷史的事實是，市場經濟最先在西方成型之后，它在全世界的擴張采取的方式是不幸這一方式使幾乎所有非西方的文明國家在接受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都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與苦難，這一方式就是征服與殖民。西方在最先采用了市場經濟并被其創(chuàng)造的先進武器武裝起來后，他們便開始了用槍與炮向一切非西方國家輸出這一生產方式的歷史，而這一生產方式的本性亦決定了它必然要向生產方式落后的文明世界擴張。但這種用血與火實施的擴張，首先不是為了提升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而是為了西方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利己的利益導向，推動著西方人選用了槍炮為市場經濟的擴張開辟道路。由于市場經濟在全世界的擴張采用的幾乎都是武力，致使這一生產方式在全世界各文明群落落戶時給他們帶來了災難：政治上主權喪失，經濟上超強奴役，國格上整體貶損--市場經濟在一切非西方國家植根的過程，幾乎成為非西方國家傳統(tǒng)經濟被市場經濟殖民的過程。而在這一殖民過程中，基于本能的生存需要，非西方國家雖然落后尚能為它的民族習慣操作的生產方式，不是對市場經濟產生強大的反抗，就是被市場經濟擠壓而進一步退化。至于市場經濟則憑借西方強大的政治勢能和經濟優(yōu)越被植入非西方國家的傳統(tǒng)經濟土壤之中后，便開始發(fā)揮經濟殖民的作用。這時，各個殖民地國家的經濟逐步演化為一種由殖民性的市場經濟和落后的傳統(tǒng)經濟構成的混合經濟，而這種混合經濟則在西方強權政治的控制下表現出了整體畸形運行的態(tài)勢：超強剝削性，極度壓榨性，嚴重腐朽性。一種本來優(yōu)越、先進的生產方式在西方用槍炮輸出的過程中扭曲為令非西方世界懼怕、厭惡而又無可奈何的經濟怪獸。正因如此，盡管孕育民主的市場經濟在各非西方國家的傳統(tǒng)文化中能夠植根并有所發(fā)展，但它的成長是如此艱難、不幸、曲折并且變態(tài)，以至于這一畸形的市場經濟難以正當地創(chuàng)造出與其相適應的文化，民主也因為沒有健康的經濟基礎而難以正常成長。

更有甚者，象非洲大陸被西方納入市場經濟的殖民體系之前，各國經濟還基本處于自然經濟的生產水平上，它與市場經濟在生產方式上存在兩個級差。因此，當西方殖民者全面占領非洲大陸之后，整個非洲對市場經濟當然缺乏接受的基礎和條件，雖然從長遠看這一生產方式加速了他們的進化過程，亦加快了他們生產水平的提升速度，但在被殖民過程中他們承受的則主要是這一生產方式制造的盤剝、欺壓和摧殘。這一以殖民方式在非西方國家發(fā)展市場經濟的現實宣告，被西方奴役的非西方國家首要的任務是國家獨立，而不是發(fā)展市場經濟，因為沒有政治上的獨立，他們幾乎不具備自主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基本政治保障，至于建立民主政體更是一種遙不可及的政治奢侈。

問題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經過艱苦奮斗，終于先后趕走殖民主義者獲得國家獨立后，由殖民統(tǒng)治制造的經濟畸形發(fā)展的態(tài)勢，一方面導致本國脆弱而根基不深的市場經濟自主發(fā)展困難重重，另一方面缺乏正常、強大的市場經濟支撐民主在國家層面確立，以至于獨立后的各國政治陷于了既不能回到傳統(tǒng)又難以建立民主的兩難之中?？墒?，由此引發(fā)的一個直接的結果卻是，各種非常規(guī)的過渡性政體自然地填充了常規(guī)政體不能發(fā)揮作用而留下的政治真空，并由這類政體理所當然地控制了本國的經濟與政治，本國經濟與政治關系再次陷于非正常的互動中：經濟惡化，政治腐敗，社會動蕩。二次大戰(zhàn)后，先后推翻殖民或半殖民統(tǒng)治的不少民族國家，相當時期未能擺脫新一輪經濟與政治非良性互動的發(fā)展態(tài)勢便是證明。與此相反，西方國家在放棄殖民統(tǒng)治后，本國已經形成的成熟而穩(wěn)定的經濟與政治的良性互動關系在現代科技的強大推動下保證了其經濟、政治與社會繼續(xù)發(fā)展，西方國家與絕大多數非西方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擴大。這里，值得深思的是，結束殖民統(tǒng)治后的廣大非西方國家仍然面臨如此艱難的發(fā)展局面，難到是市場經濟的過錯，難到是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政治形態(tài)--民主的過錯?

更令非西方世界反感的是，基于制度的偏好，西方國家力圖以種種手段強制一些獨立后的非西方國家建立民主，但由于缺乏堅實的市場經濟基礎而無法扎根，最后他們仍然回到了既非民主又非專制的集權統(tǒng)治的范疇。市場經濟是先進的，民主是先進的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可它們以并非正常的方式在非西方國家的擴張，卻使這些國家在接受代表人類發(fā)展方向的先進的生產方式與政治形態(tài)的過程中付出了沉重代價。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樣是非西方世界的日本，由于在主權沒有喪失的條件下主動積極地移植最先產生于西方的市場經濟，幾十年的發(fā)展就使其進入了與西方國家一樣發(fā)達的行列。這里，日本的成功耐人尋味并說明著一個真理，只要政治獨立，非西方國家就能夠正常地接納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并以此推動本國快速實現現代化，但條件是平等積極地引入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令人遺憾的是，全球非西方世界似乎唯有日本是以這樣的方式接納先進的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結果也唯有日本代價最小地獲了成功。

目前，綜觀各個非西方國家的現狀發(fā)現，他們大多先后度過了獨立后經濟與政治非良性互動發(fā)展最為不幸的時期，市場經濟在各國大多進入正常發(fā)展的軌道，民主政治在各國的發(fā)展大多度過了寒冷的冬天，一個明朗的未來已經確定--亨延頓總結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在各個非西方文明群落的涌動，昭示著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在不少非西國家形成了良性互動的發(fā)展態(tài)勢。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在全世界完全獲勝不可避免，雖然它目前在各國的發(fā)展程度仍然存在差異，雖然它打上了強烈的民族印記，雖然誰也不能判斷代替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未來生產方式與政治形態(tài)會是什么。今天，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邏輯十分自信地證明著，人類的各個文明并不會因為接受了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而相信它會是西方的勝利，但也不要否認西方因最先步入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時代所發(fā)揮的引導作用，雖然這種引導曾經給廣大非西方國家制造了巨大災難，人們還是應當承認這種引導的作用--我們需要譴責的是西方引導的方式，不是引導的內容和目標。而在此人們應該十分武斷而自信地說，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在全球的勝利是人類社會的文明發(fā)展的勝利，是人類文明整體進步的證明，它不是西方的勝利，也不能證明是西方的勝利。

四、民主不會遺漏中國

作為文明世界的一個構成部分，中華民族擁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3億的人口，她獨立地創(chuàng)造了近5000年的文明歷史，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歷程上曾經長期處于各個文明形態(tài)發(fā)展的前列。可是，進入小農經濟時代后，種種因素約束著中國長期滯留于這一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中怡然自得。幾千年的小農經濟雖然給中國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這一生產方式也被中華民族提升到了它能達到的最高水平，但令人遺憾的是，或許是中國的人口、民族構成、地理結構特別有利于小農經濟的生存與發(fā)展，以至于建立在這一生產方式基礎上的中國，未能內生出一種能夠代替它而又優(yōu)越于它的生產方式--中華民族在自然進化的過程中選擇一種優(yōu)越于小農經濟的經濟生產方式時落后了，過于成熟與發(fā)達的小農經濟抑制了這一生產方式的自我質變。與此相反，曾經長期落后于中華文明的西方文明，雖然小農經濟的發(fā)達程度未曾超過中國，但其在歷史發(fā)展中形成的人口、民族和固有的地理結構等主客觀因素，可能更有利于先進生產方式的產生。結果，西方文明在其自然進化的過程中，在并不十分發(fā)達的小農經濟基礎上內生出了更為先進的生產方式--市場經濟，他們的文明也因此迅速強大起來而超越了中國的農業(yè)文明。顯然，這種超越已經不是同一生產方式的量的超越，它是西方選擇了優(yōu)越于小農經濟的市場經濟并由這一生產方式推動其經濟迅速發(fā)展的質的超越。正因如此，這種超越是迅猛而不可阻擋的。

可是，一旦這一超越使西方靠市場經濟創(chuàng)造的物質財富武裝起來足以征服各個落后于它的文明國家時，曾經輝煌的中華民族被納入西方的整體征服之中不可避免了。這里，盡管中國曾經強大，曾經不可一世，但她在更強大的文明面前，同樣要被納入到象其他更落后的文明國家一樣遭受奴役的征服之中。所不同的只是，在整個征服過程中，中華民族未曾被徹底殖民。但這不能證明，中華民族在以被奴役的方式接受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承受的苦難更輕些。一百多年來，象許多落后國家一樣，中華民族同樣走過了被西方強行移植市場經濟，長期反抗列強的入侵和奴役，完全獨立后拒斥資本主義，最后又回過頭來接受市場經濟這樣一個發(fā)展路徑。然而，中國的這一漫長、曲折、艱難的經濟發(fā)展之路，不僅使中國的市場經濟難以自主創(chuàng)造出代表自己的強大文化，而且因其畸形發(fā)展而難以為民生政治的健康形成創(chuàng)造條件--畸形而弱小的市場經濟，既承載不了民主，也難以主導整個政治的正常發(fā)展，中國長期陷于權威政治與畸形經濟非良性互動發(fā)展的態(tài)勢之中，甚至這種非良性互動至今仍在強烈地影響中國的發(fā)展。正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經濟與政治關系的長期緊張，致使民主這一只有健全、健康的市場經濟能夠承載的政治形態(tài)難以在中國的國家層面確立。

但是，自1978年以后，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導下，中國重新開啟了曾被整體封閉的市場經濟之路，而且在1992年更是重新確立了它正統(tǒng)合法的地位。曾經給中華民族制造了無盡苦難的生產方式，這一次被中國人真誠地請了回來。但這一先進的生產方式再次光臨中國，已經不是象昔日主要是欺辱中華民族那樣發(fā)揮作用了，因為統(tǒng)一而強大的政府承擔著通過控制國家的政治秩序和維護國家的政治獨立以保護和推動重新開啟的市場經濟迅速發(fā)展的偉大使命，而昔日的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fā)展卻未獲得這一政治保障。所以，正是今天中國政治上的統(tǒng)一、秩序、獨立和強大，才確保了十幾年來市場經濟在中國大地上獲得的是迅速發(fā)展，而不是經濟的苦難、政治的混亂和民族的災難，強大、統(tǒng)一的政府為市場經濟在當代中國的迅速發(fā)展發(fā)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它一方面說明了市場經濟代替中國的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是一種這一生產方式快速發(fā)展的必備條件的必然，一方面反映了國家的統(tǒng)一、穩(wěn)定和秩序是盡管創(chuàng)造這一條件的是權威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但由于它具備這一能力它就能發(fā)揮這種作用。

但這是否說明中國不會達成民主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權威政治能為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的社會條件，并不能證明它是能夠永遠適應這一經濟發(fā)展要求的不變的政治形態(tài)，也不能否定市場經濟必然內生出民主并最終支撐起這一政治形態(tài)的國家化，它只是說明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離不開秩序、獨立與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而當市場經濟在本國植根、發(fā)展的過程中，市場經濟因自身力量弱小無法自我創(chuàng)造出強大的民主力量提供這一保障時，只能由權威政治發(fā)揮這樣的作用。當然，在這一時期，如果權威政治恰恰發(fā)揮了保護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作用它就會快速發(fā)展，反之它的發(fā)展必然緩慢甚至倒退。但隨著市場經濟在傳統(tǒng)政治的保護下逐步強大后，由其內生的民主政治就會發(fā)展并強大起來。而在民主力量逐步強大的過程中，民主政治就會與曾經保護與促進市場經濟發(fā)展的權威政治發(fā)生沖突。這時，權威政治雖然仍會保護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但同時會本能地抑制民主政治的成長。問題是這種抑制必然導致不利后果，權威政治保護與促進市場經濟進一步發(fā)展的功能與作用下降，權威政治或者成為市場經濟不斷發(fā)展的間接障礙，或者成為民主政治發(fā)展的直接障礙。當然，這一狀況的出現預示著代替權威政治的民主政治最終取得統(tǒng)治地位為期不遠了。而這種替換如果是理性的，政治民主化就和平進行；如果是非理性的，民主政治的到位就可能伴有動蕩。不過，這種動蕩將不可能是全民的，而且這一過程不會持續(xù)很長時間。但不論這一過程如何，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統(tǒng)治地位的確立，民主政治在我國國家層面最終確立將不可阻擋，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動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必將形成。目前的中國，正處于市場經濟進一步發(fā)展壯大，越政治的積極作用正受到越來越大抑制的時期。因此，民主的到位在中國會否會伴隨動蕩，目前還不得而知。

所以，現實的中國邁向民主之路的旅途仍舊是沉重的，雖然市場經濟在中國走向強大的不可阻擋，預示了民主在中國取得統(tǒng)治地位的不可避免，但目前的市場經濟與現實政治之間形成的緊張關系使人們有理由擔心中國為民主的到位將要支付的代價?，F在，這種代價能否降低人們沒有把握，因為它與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fā)展到一定水平后，由這一經濟整合的民主力量與權威政治之間形成的緊張關系并不相同：在這些國家，已經形成的民主力量一旦強大到能夠強制權威政治結束自己的統(tǒng)治后，它便能夠迅速承擔起控制國家穩(wěn)定、秩序的政治職能：中國目前沒有建設性的強大的民主力量，權威政治仍然全面承擔著維持社會穩(wěn)定與秩序并推動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功能。同時，目前權威政體政治上日益嚴重的腐敗，正在嚴重消蝕它的積極功能與作用，甚至在這種消蝕中很可能嚴重削弱權威政體控制國家與社會的能力使權威政體自我軟化而引發(fā)社會混亂，進而嚴重影響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與發(fā)展。有鑒于此，中國的權威政治能否有效抑制腐敗維持社會的穩(wěn)定，并在積極承擔統(tǒng)治和治理職能的過程中和平地邁向民主其路徑是十分艱難的。與此同時，中國龐大的人口、國土及地域的巨大差異，也為中國和平地邁向民主設置了難題。中國的民主之路令人向往又令人憂慮。

造成這種關系緊張而民主發(fā)展風險日增的癥結何在呢?產權虛置。1978年以后，中國逐步確立起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方向并且迅速發(fā)展，但由于產權虛置的制度障礙，市場經濟在迅速發(fā)展的同時，整個經濟運行態(tài)勢則日益畸形。這種畸形發(fā)展的政治后果就是：腐敗迅猛擴展嚴重削弱著政府的統(tǒng)治與治理功能，民主政治難以正常成長，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沒同比例地有帶來民主力量的增長。問題是，隨著權威政治的統(tǒng)治能力和道義基礎進一步削弱而不斷軟化，在民主政治因力量弱小不能迅速到位以控制政局，社會又需要政治力量維護穩(wěn)定與秩序的情況下，社會很可能不是陷于混亂，就是再次出現強權政治而且是嚴重的強權政治控制局面，而絕不可能是人們企盼的民主。如果中國今后的民主化道路必須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可以說代價是巨大的。這樣的民主化代價，中華民族應當避免。

當前，避免的辦法主要是，盡快扭轉市場經濟畸形發(fā)展的趨勢，核心是產權改革，而不是立即進行以民主為目標的政治改革。如果現行的權威政府能夠確保市場經濟盡快建立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正常地運行與發(fā)展，那么市場經濟在正常發(fā)展、壯大的過程中必然會以自身強大的經濟力量支承起民主政治日益發(fā)展，最后由強大的民主力量適時地代替權威政體以確立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墒?，經過近20年的發(fā)展，中國以公有為主體的產權制度不僅嚴重混亂，而且導致整個經濟運行嚴重病態(tài)而使目前的產權改革障礙重重，相應民主和平理性推進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因此，中國今后政治的民主化能否和平實現的關鍵已落腳在產權改革能否和平進行這一環(huán)節(jié)上。顯然，現實告訴人們，在目前民主力量十分弱小根本沒有能力控制國家穩(wěn)定與秩序的情況下，政府仍要承擔起維護政治穩(wěn)定與積極推進產權改革的雙重使命?？梢哉f政府是否承擔積極改革產權的使命，現在已不是一個認識與利益問題，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履行這一職責，市場經濟有可能在進一步的畸形發(fā)展中沖毀現行的政治秩序而使社會陷于混亂；如果如政府主動履行職責把握不當，也許它會自我削弱穩(wěn)定社會的能力而引發(fā)混亂，但積極操作也許會使產權改革和平實現的可能。應該說中國的現實政治、經濟之間的結構與關系，迫使政府主動推進產權改革的壓力在不斷增大，但要增強政府積極改革產權的動力，有賴于人們尋求有效途徑降低產權改革的風險以增強政府積極改革產權的信心。

從現實考慮，中國采取全面產權改革的方案風險很大，政府沒有能力在控制政局的情況下和平地實施這一方案，因此逐步改革產權是一個現實的選擇，而從沿海向內地逐步推行最具操作性：沿海的市場化程度高，民營經濟力量強大，市場的吸納能力強、空間大。這些優(yōu)勢，能夠大大降低積極推進產權改革引發(fā)的經濟、政治與社會震蕩。所以，中國需要確立從沿海向內地逐步推進產權改革的路徑與方案。當然，如果產權明晰逐步實現，市場經濟內生的民主力量也將逐步強大。同時，市場經濟的水平在中國已經明顯不平衡的現狀，將使產權逐步明晰后的市場經濟在地域上的不平衡發(fā)展更為突出，民主力量地域上的不平衡亦會十分明顯，因此中國可以在先期逐步梯度明晰產權的基礎上，從沿海向內地逐步梯度推進民主。注釋：

[1]<美>亨廷頓(劉軍寧譯)：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10).

[2]本文是在同等意義上使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三個概念的，盡管它們有較為明顯的語義差異。

[3]至于市場經濟如何邏輯地創(chuàng)造民主政治這一政治形態(tài)，參見梁木生:論民主的市場建構[J].開放時代,2001,(5).

[4]參見梁木生:政治形態(tài)歷史演化的經濟分析[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3,(6).文中，作者分析了自然經濟與神權政治、小農經濟與專制政治、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之間的對應關系。通常，人們將自然經濟與小農經濟混為一談，本人認為它是兩種生產方式，相應建構著兩種政治形態(tài)。

[5]作者認為，文化并不是市場經濟最先產生于西方的唯一原因，民族及分布與規(guī)模、地域及自然條件發(fā)揮了主要甚至是決定的作用。